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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甘薯推广的历史借鉴——首发《看历史

来源:未知 2018-12-14 09:10   http://www.ek00.com

  在我国又被称为番薯、红薯、金薯、红芋、红苕、山芋、地瓜等,原产南美洲,是哥伦布大航海之后发现的新物种。现在,我国大多数地区普遍栽种。

  甘薯于16世纪后期明代万历年间传入我国,被称之为“番薯”,“番”意指外国,最先栽种地是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。它的引进首先归功于一个叫陈振龙的华侨商人。陈振龙侨居吕宋(今菲律宾),携带番薯藤种回国,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农历五月下旬(马南邨《甘薯的来历》)在福州近郊的沙帽池旁边空地上试种成功。第二年,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,福建大旱歉收,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得知陈振龙试种番薯收获颇丰,下令推广种植以度饥荒。中国百姓历来对稍有政绩的官员都是非常感恩的,于是,百姓就以巡抚的姓氏改称救了他们命的“番薯”为“金薯”。据说,在清代,福州乌石山还建有先薯祠,以纪念引种者陈振龙及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。郭沫若称颂陈振龙“此功勋当得比神农”,此是后话。

  首先,种植番薯很容易。明代万历年间官员、晋江学者何乔远在《闽书》中叙述:“其(番薯)种也,不与五谷争地,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。粪治之,则加大。天雨根益奋满。即大旱不粪治,亦不失径寸围。”其次,番薯的产量高,价钱便宜,底层百姓都能吃得起。“泉(州)人鬻之,斤不值一钱,二斤而可饱矣。于是,耄耆、童孺、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……至鸡犬皆食之。”所以,番薯从南洋群岛传种到福建以后,不仅发挥了救荒作用,而且立即在沿海地区栽种。

  17世纪初,江南一带频发灾荒,既有儒学造诣又兼具科学知识的大臣徐光启,以当朝官员的身份倡导农民栽种甘薯,总结出甘薯的十三个优点,如:“一亩收数十石……遍地传生,剪茎作种,今年一茎,次年便可种数百亩……可当米谷,凶年不能灾……用地少而利多,易于灌溉……根在深土,食苗至尽,尚能复生,虫蝗无所奈何”,可谓详尽,以此来劝说栽种甘薯。经徐光启的倡导推动,将福建的甘著引种到江南淞沪一带,并又朝黄河流域推广。

  徐光启曾向崇祯皇帝上过“屯政在于垦荒”的疏奏,得到褒奖采纳,新垦荒地很适合栽种对土壤、灌溉要求不高的甘薯,想必甘薯也是在选作物种类。

  《清史稿》中记载:乾隆年间,官员陈宏谋主政陕西期间,深入调研当地土壤,从“高原恒苦旱”着眼,选定了种植品种,“劝民种山薯及杂树”。乾隆十年(1745年),陈宏谋在陕西推广红薯时,颁布《劝民领种甘薯谕》指出:“若遽劝民领种,小民计利目前,岂肯将有用之地力,种此不可必得之物。今年总须各官先行觅地试种,或租民地试种……听小民观看,一俟有收,民间见其可食,然后令民依种,自不费力。但不可强。试成者奖之,不成亦不必问。”(《培远堂偶存稿》)劝民栽种甘薯是一项利民措施,作为封疆大吏的陈弘谋不是粗暴地采用强制手段,而是采取官方示范栽种、奖励栽种的方式在经常闹饥荒的陕西地区推广。以事实说话,以经济效益逐步引导当地农民种植甘薯。

  历史上的陈宏谋爱民忠君,有担当、能力强,得到乾隆皇帝的重用,位至吏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,加太子太傅衔,为乾隆时期的大名臣,他在我国北方地区运用官方力量推进种植红薯一事流传青史。

  清代掌故遗闻汇编《清稗类钞》中记载:“内山生番不知稼穑,惟于山间石罅刳土种(山)芋。”——可见,栽种山芋(甘薯)确实不需要什么农业技术,甘薯推广有优越的先天条件。

  《清稗类钞》中还记录了湖南醴陵地区“农事甚勤,隙地皆垦,无弃壤,田所宜”——该地区农民很勤劳,不浪费任何一寸土地,只要有空隙地块就会栽种适合的作物——“山谷则种薯、芋、豆、粟等杂粮”,可见清代湖南地区红薯已经成为很普遍的农作物。

  综合史料显示,甘薯可以种植在山地的斜坡或者荒地上,不占用水稻、小麦等中国传统农作物的耕种土地,而又增加了食物,使得历史上长期经常受饥饿惊扰暴虐的中国农民欣然接受了它。大致来看,湖北、湖南、山东等地开始种植甘薯时间是在乾隆前期18世纪40年代,山西、安徽、河南等省份则是在进入18世纪后半期之后才逐渐开始有人种植,此后甘薯栽种基本在我国传布开来。

  有日本历史学者认为,中国明清时期对美洲红薯的引进,是当时人口急剧增加而必须增加粮食的结果。其实,到底是结果还是原因,众说纷纭。但是,人类为生存总是在不断地努力,这才是根本所在。

  主观因素。“地方官员在普及种植红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。”(日·上田信《明清时代:海与帝国》)明清时期推广甘薯种植,官员所发挥的作用,确实功不可没。但是,指责农民在引进甘薯过程中没有多少作为,这一点应结合历史情境来分析。一是,当时的很多农民都是租种地主的土地,已被繁重地租和家口谋生压得喘不过气来,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放在引进经济作物上呢?二是,引进新的作物品种,在当时条件下,连官府都很难做到,又岂是在贫困生死线上挣扎的百姓所可问津的;三是,即便有了部分地区官府的推动,但是真正栽种甘薯、主动不间断传种甘薯的还是农民,只是囿于当日历史条件、农民的生存境况和观念,难以迅速传种甘薯于庞大的帝国各地而已。——所以,上田信表述“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(甘薯)”确乎是对我国明清时期农民的苛求。

  在这里我要作个材料分析: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番薯就在福建试种成功,此后也得到官方推广,救荒效果明显,为什么到了乾隆十年(1745年),陈宏谋还在陕西花大力气推广甘薯,以预防饥荒?直到18世纪末我国西北、华中地区才逐渐栽种这种可以救人性命的农作物。再据《陕西省志》描述,甘薯虽在乾隆年间被引进到了陕南,但是直到嘉庆年间才被引种到渭南地区,而且一直都是零星种植。——可见,从明代万历朝到清代乾隆朝的200年的时间,能有效预防饥荒的甘薯,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
  在交流不发达、信息相对闭塞的两三百年前,乡野百姓对于外省的情形不知就里,情有可原,但是作为政府行政框架,而没有经济技术信息沟通,实在匪夷所思,也可看出,当时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漠然态度和管理效率之低下。

  总之,“番薯”在我国的成功试种推广,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它具有产量高、易栽种、可食用的特点。在推广过程中,有些政府官员做出了努力,也都留名史册。但是,回看历史,甘薯推广的速度实际上还可再加快些,太平年间,几个甘薯不算什么,而在饥荒年代,那就是一条条的人命。

  历史足资借鉴。甘薯推广的史实有值得镜鉴之处:就农业而言,地方政府应该关注民生,积极作为,并有一个认真研究农业科技、善于推广农业新技术的机构来推进农业发展,并尽快分享技术新成果;在百姓层面,则应改变旧观念,及时接受农业新技术,切实提高生产效率,增加收入改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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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多年学习研究中国历史,工作之余,笔耕不辍,先后在两百多家报纸杂志发表文史作品,诸多文章被省级、国家级报刊、新媒体转载,或编选入集。近年来的文史专栏有“国学专栏”“中国古代经济手账”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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